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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九”期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地方建筑业的习惯性腐败制造了一大批劣质的“三无”校舍，在地震中令25000多名学生死伤，酿就一场国家灾难。
狗日的“普九造”
邓飞发自四川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誓要在乡村建立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消除农村文盲。在国家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场宏大的“普九”运动交由最低层的乡镇政府筹募资金，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校舍。
这批“普九造”导致乡镇欠债500亿元，一些学校被建筑商堵门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帮承诺助乡镇偿还“普九巨债”，学校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间校舍坍塌，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多人——这些“普九造”另外一个秘密也被人窥见——它们除了欠债，还可能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杀人建筑”。
丧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频繁聚集抗议，要求彻查夺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荡灾区的愤怒力量，令各方侧目。
５月底，中国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延东来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规划优先安排学校重建，把学校建成中国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抚慰哭泣的学生时，承诺要建更好的学校。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国家必须汲取四川血的教训，给中国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让他们避免死伤。但绕不开的是，这个国家如何检视数量众多的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的“普九造”，并重新审定国家教育政策。
陈玉丧子
三轮车上，男人埋着头蹬踩，陈玉和她的婆婆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车子很缓慢，陈可以边走，边看着她的儿子——13岁的黄晴峰就躺在车上的一块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盖着一块红布。
孩子比木板要长，两只脚伸了出来，左脚断了，不时敲打着车厢。陈停了下来，找了一根绳子把两条腿绑着，再包好。
儿子是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六年纪学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学楼里。
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炙烤大地，陈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着走。在五福到什地镇同一村的途中，到处都摆着尸体，到处都有人在抚尸痛哭，令陈恍惚。
他们本来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还有几亩地。多年前，陈的父亲在镇上承包了一间农药化肥店铺，但后来中风半瘫。陈玉和丈夫、儿子来到镇上，帮助父亲。
儿子的学校距离小店约两百米，丈夫黄厚金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送农资货品，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接接小工贴补家用。
儿子酷爱读书，三年级因为用眼过度戴上了眼镜，可以对父母讲古说今。去年以来，他仿佛是地里的一棵玉米，“见风就长”。
陈翻出孩子的照片，说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会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个中午支离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尖声哭喊“快来人啦，我的伢儿出事了”。
瘫软的陈几乎是被丈夫拖着，跑向学校。
三层楼的教学楼散落、堆着，像一个硕大的坟墓。大群家长在飞扬粉尘里哭天抢地，嘶声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陈疯了一样去翻扒废墟，看见了儿子，他的头和左脚被预制板压着，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楼，当时需要在三楼上科技课。
钢钎撬不动预制板，最后大家找来大锤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却已死了。
凌乱的镇卫生院里，医生一次次告诉这对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没啥子办法。
孩子摆在外公的店铺门口，外婆给他擦去血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从乡村接他回家。在房子东边、约十多米的一块自留地上，孩子的爷爷和伯伯挖掘了一个墓穴，约160CM长。买不到棺材，老人找来一些砖块，在墓穴里砌了一圈。
三个人，一台三轮车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家。
爷爷在墓穴里铺下一块木板，抱着孩子放下，再在砖圈上铺下另一块木板，盖上红布，堆上黄土。
陈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心其实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发了哭声，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滚嘶喊，抓着自己的头发撕扯，逼着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后一面。
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天，陈和丈夫回到镇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黄晴峰一样死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越来越多，但掏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孩子。
距离五福约二十公里的绵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长们去了受灾较轻的德阳市，买了白布、花圈。他们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后放到一个个镜框里。
5月19日是国家哀悼日，家长们用木材、雨布在教学楼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灵堂，把孩子们的照片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带来了火腿肠、饼干、苹果还有他们院子里的白色玉兰花。
学校里只有该栋教学楼坍塌，老师没有一人伤亡，这令一些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当时没有组织孩子跑出，一些家长用红色的油漆在校园几乎所有墙壁上写上对老师的咒骂，并声称看见老师就往死里打。
一个问题开始被注意——教学楼是小镇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学校附近，一些建于清朝的老房子都没有坍塌。
五福曾是绵竹的一个农业乡镇，小麦、油菜和短暂的打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国第一轮教育浪潮中，村民们修盖了四间平房，取名五福小学。1988年，该乡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学。
一个背景是，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计划，逐县检查验收。中国很多地方为加快“普九”进程，采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
陈的邻居、当年五福乡一名干部称，“普九”规定：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但各地为争取一次达标，变成了“无楼不成校”，竞相抬升了“普九”标准。最后，“普九”在各地演变成为一个刚性的政治任务，未被验收者甚至要掉“乌纱帽”。
而在原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回忆中，“普九”似乎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鲁莽运动，上级要求在他所在乡镇建15所小学。李根据计生政策判断生源将持续减少，坚持只盖8所学校，还遭遇严厉批评。
中国的主流意见称“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帮助知识的光芒照耀乡村数千万孩子，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国家财力限制，这场史上最庞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不得不交由乡镇政府募集资金——中国当时执行“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分级政策：村建小学、乡建中学。乡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来募集资金。
“普九”必须要达标，中国几乎所有乡镇都刷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标语，然后四处找钱，“政府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承包商垫一点、教师借一点、社会捐一点“。
1988年6月，五福乡政府获得教育局拨款5万元，自己筹集10多万元，找到绵竹东北乡的一个建筑队开工。
该乡干部称，乡政府一心琢磨着如何拿小钱办大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省去约3000元的校舍设计费用，他们干脆复印自邻近的什地乡什地中学设计图。
建筑队已经盖好了两层，并且开始封顶。但乡政府负责人决定再加盖一层，免得以后还要盖。此外，屋顶由瓦顶修改为空心顶平板屋面，“不定学生多了，还可以再加一层”。
陈玉回忆说，1989年5月，三层12间教室的教学楼竣工，她和其他同学马上就搬了进去。
有绵竹市建筑设计规划所在内的相关部门迅速完成了验收。一份竣工报告还不无欣喜地说，“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按三层建筑完毕”。
几年后，建筑队才催要到了该笔建筑款。1995年，绵竹市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实现“普九”地区之一。
建筑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当年的建筑队负责人江绪银拒绝对倒塌的教学楼负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以及施工过程均是严格按照乡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
而事实是，整个教学楼全部散掉，外墙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在一根断裂的承重梁中，家长还发现了砖头和木头等物。
“工程款虽然少，但建筑商还是可以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约见《
凤凰周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包揽了该市教育系统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个乡镇一共倒塌44所学校，损失最为惨重。
该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学教学楼废墟上，对《凤凰周刊》逐一讲解建筑商是如何尽量节约成本，完成对一只细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开的柱子里袒露着一个个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团，三根钢筋和混凝土没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时候，没有用振动泵或者棍棒将混凝土夯实”该人士情绪激动，说建筑商显然是雇请了最廉价的民工，才犯下这些最低级的错误。
该人士拾起两块连接的砖，一拧，里面的砂浆就飞散，随后又捡起一块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拧碎。他解释说沙多、水泥少导致砖与砖的粘合力不够和混凝土的强度不够，原因是当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约25元。
该人士还指着混凝土里的长短不一的钢筋说，建筑商为了节省钢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国建筑人员汲取了血的教训，在后来的建筑规范中，要求弯曲钢筋以彼此形成勾结，确保墙面相互抱紧。而现在发现一些钢筋因为长度不够，未能相互勾连。
偷工减料不止出现在乡村学校，国家救援队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发现预制板里竟然不是钢筋，而是细小铁丝。而在新建小学废墟里的一些折断的水泥预制板，甚至没有发现一根钢筋和铁丝
《凤凰周刊》获悉，聚源中学的承建商同时也承建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该校也是死伤惨重，据称该建筑商在四川教育系统有良好的人脉。
被誉为“2007年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赶到四川救援，先后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北川曲镇幼儿园、绵竹中学、东汽中学、什邡中学等8个学校参与现场救援，熟悉该些学校情况。
“70%的学校楼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学生正是死于这些问题建筑”陈告诉《凤凰周刊》，他们的再生物质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楼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钢筋，而在这些学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钢筋，“有的是细铁丝，有的楼板里甚至什么都没有”。
陈呼吁国家一定要调查究责。
据悉，四川的中小学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达标而新建、改建、扩建，均是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厅称，截至5月26日，四川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余人，校舍倒塌7000余间，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公开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学楼是危房，曾是这个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个侥幸逃生的6年纪学生说，之前，老师多次警告他们说不得靠栏杆、不得在三楼蹦跳，免得楼板断裂打伤二楼的同学。一名叫张敏的母亲告诉《凤凰周刊》，一名剪短发的女老师来到坍塌现场，拍着她的肩，解释说楼房经不起那么多学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实上，富新二小知晓自己的危险——1996年就被列为危房，多年来向乡镇、县教育局报告要求解决危房问题。据称，原五福乡政府诉苦说，政府为了学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没有钱再投入了。有乡干部还举例说，一些乡镇无法支付学校的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所以，富新二小还是幸运的。
乡镇政府显然不能维持乡村学校的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继续在农民身上“找钱”，尖锐冲突令中央忧虑。2001年，中央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由县级政府来统管乡村学校，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但中央发现县级政府也不够牢靠。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上升，而县级政府财力下降，但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轻，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其承担。
被县级政府视为坏消息的还有，早在2000年，中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并设立禁止乱收费的“高压线”。
对大多数财源狭窄的县级政府来说，失去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如同噩梦——偿债资金来源的缺失导致农村“普九”债务沉淀，且连本带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2007年，中国各地“普九巨债”高达500亿元，其中四川当年尚欠约40亿元。
中央试图帮助县级政府维持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中央开始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制定《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给县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但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留不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中央安排的工资性转移支付共892亿元，县级政府实际使用不到60%。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策长期被诟病的是：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大部分教育投资放到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城镇教育投入又占大头，农村教育只能分到极小部分。
有基层官员称，一个县要对如此该地区的教师足额、及时发放工资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绵竹市有各类学校269所，教师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显然不是少数。绵竹境内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大多修建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处于急需集中改造时期，“都张着口，都要钱”。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隐约危险，在2001年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阳市要求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该笔危改集资。
在相关的媒体上，2002年，绵竹市声称共投入“危改”资金1115万元。2006年底，绵竹市宣称在十五期间共对农村学校投入2个多亿，消除了D级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资金不得而知，但校舍显然没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学楼二楼和老师办公楼之间增修了一条铁链桥，希望在危机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但地震发生时，该条铁链桥顿时断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动的“普九”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还在乡村发酵。2000年代，李昌平当年的预判变成了现实——刚性计生政策令农村新生儿减少，还有部分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乡村生源锐减导致大量农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布局——放弃一些学校，同时还要筹资扩建一些学校。
有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一些基层政府对学校不胜其烦，认为“普九”的一些问题把学校变成一个无底洞，把基层害苦了。
2006年底，绵竹被评为四川“义务教育示范县”之一。当年，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担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四川随后启动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险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乡和富新镇合并，五福中学改为富新第二小学。当年9月，黄晴峰和其他3—6年纪的学生全部搬进该楼。
愤怒的火焰
交织在一栋倒塌教学楼背后的一切纠葛，陈玉对此一无所知。家长们只是凭借常识来判断教学楼质量一定有问题，导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设厅在一份关于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里，承认有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绵竹市承诺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教学楼倒塌之谜。
5月23日，一名罗姓的女干部来到学校，对家长们宣读调查组专家名单。不幸的是，她被家长发现她的宣读和手上文稿不一样，家长要求罗交出文稿，罗把文稿捏成一团，飞快塞进口袋。愤怒的家长围了上来，罗双手抱头，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状，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们还想骗我们”陈说。
专家们到了小镇，但迟迟没有开始工作。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这个仪器就是忘记带了那个工具。
5月25日，陈和其他家长忍无可忍，决定上访控告。两百多人端着孩子的遗像，浩浩荡荡走出小镇。他们的计划先去绵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阳市，“政府一定要派人来调查这栋教学楼”。
这支奇异的队伍引起各方注意。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飞快赶到。根据他的经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应该可以安抚民众，缓和矛盾。但这次家长们对蒋视而不见，继续前行。
在官方看来，家长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信访条例。但到场的警察无法对这个手捧孩子遗像的群体采取任何措施。
蒋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大喊绵竹市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家长开始指责说，娃死了那么多天了，没见过一个官员来下跪，现在群众要上街了，你们就急了。
蒋爬起来，又跑到队伍前面，再次跪下，继续恳请家长们要信任绵竹政府。这名公安局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共对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蒋后来承认说，他害怕这两百家长上街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大面积的混乱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而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
家长们最后坚持走到了德阳界内，有人体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绵竹政府提供的车辆，来到德阳市府，面见相关官员。
次日，一个新的调查组进入富新二小，开始取样。
事实上，市委书记下跪劝阻丧子家长上访的照片被发表之后，引发了丧子家长们更多情绪。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在该校废墟上举行哀悼活动。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们当街追打该校校长，四川的校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数以千计的丧子家长逐渐变成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灾区的稳定局面。
声讨校舍的浪潮汹涌，有人在互联网上借助一个死去孩子虚拟表达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别哭；走向天堂的路，我！虽非自愿，但不埋怨……也许能唤来牢固的重建校园”。
知情人士称，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获悉主流民意，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务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点疏导好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
5月30日起，更多的专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学校提取样品。中央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存在违法问题，国家将依法查处。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万人死亡，该国随即出现对建筑商和相关官员的大量指控。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四川灾区，考察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她要求将学校恢复重建纳入当地灾区重建规划优先安排，把学校建成全社会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强调要尽快组织力量对四川灾区所有学校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
有评论称，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担中国义务教育的更多责任。放眼世界，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均是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政府层次越高，投入责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中国平均为37:63。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曾犯过中国今天之错——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确定在基层政府，爆发了诸多问题。但各国相继强化中央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2006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事实上，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在消耗着中国大部分财税，温家宝总理试图压缩国家机关公用经费开支来筹集对四川的重建资金，或可深刻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只要有一点空闲，陈玉就会去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家长也会来到校园——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可以坐着，诉说各自孩子的聪明、淘气和好，然后哭泣、相互安慰。
“我还要生个娃，他还要念书，不能再死在危楼里。”35岁的陈玉说，国家承诺对她们这样的家庭灾给予生育政策照顾，允许他们再有一个孩子。
校外，树木上挂满了家长们亲手编织的纸花，或紫或粉红。黄晕里，这位母亲站在废墟上发呆，有如一张剪影，沉默、忧伤。
